李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担任红五军团的要职，与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众多红军将领并肩作战，共同参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时期，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逐渐淡出了历史的焦点。新中国成立之时，李卓然并未掌管显赫的职位，而是长期过着闲散的生活。
01、早期革命者
李卓然，1899年11月10日，在这片贫瘠的湖南湘潭县一隅，一个农舍里迎来了他的诞生。1917年，他踏入湘乡县立中学的校门，全身心投入到了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中，成为进步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随后，他毅然踏上征程，远渡重洋，来到了法国，投身于勤工俭学的艰辛历程。在那里，他一边辛勤劳作，一边在工厂和学校中汲取知识的滋养。
1922年的炎炎夏日，李卓然毅然投身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行列。次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肩负起了旅欧支部党小组的重任。
李卓然的足迹遍布各地，他在苏联接受了深造，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在这段时光里，他还担任了中山大学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以及军政大学党总支的委员职务。1929年，他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在上海投身于兵运训练事业，并全身心投入于军事条例与条令的翻译工作。这部作品因而成为了红军在政治工作中参考的首部条例。
1930年秋季，李卓然肩负使命，被调往中央苏区，担任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职务。这些职务涵盖了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的主任、中央局代理秘书长、赣南特委委员、赣县县委书记，以及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在任此等职位期间，他亲历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酷战役，并荣幸地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的杰出领导人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并肩作战。
李卓然凭借其充沛的经历与非凡的成就，在长征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里，展现了他那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他曾满怀深情地回忆：“对毛泽东的印象，我尤为深刻。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能力卓绝，在我看来，党内几乎无人能与其比肩。” 1931年年底，李卓然被召回瑞金，肩负重任，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期间业绩斐然。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与他促膝长谈，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希望他能与红五军团政委朱瑞对调，以期更充分地施展他的才华。
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伟大征程中，中央红军布局巧妙，中枢调度由中央机关担纲，而红一、三军团则镇守前沿，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红五军团则担任后卫重任，坚守后方阵地。与此同时，红八、九军团分别部署于两侧，共同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御屏障。红五军团，这支以宁都暴动英雄为骨干的英勇之师，肩负着保卫中央机关安全与抵御追兵的双重使命。在长征的漫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位置始终坚定如一，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在漫漫长征的征途上，红军队伍内部不时出现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因素。战士们对于中央转移的战略意图与目的理解尚浅，导致许多来自中央苏区的战士难以割舍对故土的眷恋，不愿踏上迁徙之旅，这一状况引发了旷课逃役的严重问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政治工作的作用愈发凸显。正如李卓然所言：“我们必须运用政治工作的力量，确保每一项战斗任务都能圆满完成。”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李卓然与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亲自深入问题最为严重的部队，实地调研实际情况，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成功遏制了旷课逃役现象的蔓延。
在长征的漫长旅途中，红五军团始终坚守后卫阵地，肩负着抵御敌军追击的重任，为红军主力北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开辟了安全的行进通道。由李卓然和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英勇无畏地发起了多次阻击战，始终与中央部队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行军距离。每当敌军紧追不舍，红五军团总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有时，他们刚刚安顿下来，敌人便紧随其后，甚至一度侵入军团部的领地。这种充满危机的局势，显而易见。
某日，李卓然正与彭德怀通过步话机展开对话，忽闻敌机突然发动了一场毫无预兆的猛烈扫射。事发突然，李卓然身边的数位战友未能及时躲闪，英勇牺牲。与此同时，步话机也在枪林弹雨中遭受重创。令人称奇的是，李卓然却仿佛受到神佑，奇迹般地避开了这场灾难。
湘江战役堪称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激战中，红五军团英勇地担任后卫，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却依然为中央机关及各部队安全渡江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然而，在圆满完成既定任务的关键时刻，红五军团却不幸未能及时接到撤退的指令。
若执意独行，后果将难以预料。面对这棘手的困境，李卓然当机立断，发布了撤退的命令。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军团部已顺利渡过江河。随后，他派遣了一位亲信警卫员骑马急速返回湘江桥，传达紧急的指令，强调所有剩余部队必须迅速渡江，无论人数多寡。
在此次撤退战役中，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不幸陷入了敌军的重围，四面八方均被敌军严密封锁。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超过5000名英勇的官兵壮烈牺牲。
02、加遵义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英勇奋战，成功攻克了位于贵州省北部的重要城市——遵义。尽管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已在党内赢得越来越多同志的赞同，然而，关于军事战略的分歧在党内仍旧颇为激烈。鉴于对在黔北地区构建苏区根据地的重大问题需进行周密研讨，以及对自反“围剿”第五次战役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党中央审慎决策，待所有党委会成员悉数抵达后，即刻召开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1月13日的夜晚，党中央以“恩来”为代号，向李卓然与刘少奇发出了一封电报，指示他们于次日（即1月15日）抵达遵义市。这封电报，时至今日，仍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唯一一封正式通知召开遵义会议的通讯。从桐梓县至遵义市的道路上，他们必须穿越蜿蜒崎岖、险象环生的娄山关。为了抢夺每一分宝贵的时光，李卓然与刘少奇策马疾驰，最终准时到达了预定的集合地点。
1月15日的拂晓，遵义会议正式揭开了序幕。随着夜色的渐渐降临，毛泽东得知李卓然已安然抵达，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愉悦。即便那时他正遭受着高烧的困扰，他依旧不顾医生的劝阻，果断地邀请李卓然立刻前往他的住所，就后卫军团的事宜展开深入的探讨。李卓然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后卫部队近期所经历的战斗详情，其中不乏湘江战役中的惨重损失，以及部队指战员普遍流露出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闻言而笑，对李卓然表示：“卓然，你敢于直言，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坦率见解。你提到的部队怨声，是否是对中央领导有所质疑？”李卓然点头，坦言承认。毛泽东沉吟片刻，随后缓缓说道：“卓然同志，你所反映的情况极为关键，希望你在明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尽汇报军队的现状。”果然，李卓然参加了1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他与刘少奇同住在会议室楼下的相邻房间。会上，李卓然毫无保留地阐述了军队的现实状况。他具体描绘了红五军团在执行护送任务时的困苦与巨大牺牲，以及官兵对中央“三人团”指挥错误的深切不满。他明确提出，应当调整不合适的领导成员。
在会议的庄严场合，李卓然等将领毫无保留地指出了“左”倾军事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对于调整错误领导层的问题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坚定立场。凭借深厚的实战阅历，这些身经百战的前线将领勇敢地公开发声，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路线表达了毫不动摇的支持。此一举动，对于巩固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与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卓然，身为遵义会议二十位与会者之一，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正确路线一边，为中共历史上那场决定性的转折点贡献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力量。在会议中，他勇于直言，对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坚决主张由毛泽东领导红军北上抗日，这一战略决策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非凡，它助力中国革命成功突破困境，开启了通往胜利的广阔道路。在会议期间，他还特意前往干部休养所，亲自探望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军团参谋长陈伯钧。
会议结束后，他立刻拨通了电话，将会议的详尽内容报告给了军团机要科长贺光华。回到驻地后，他又向军团直属部队以及各团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核心精神。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屡战屡胜，捷报频传，士气因此大幅上升。身为红五军团的一员，李卓然肩负着保卫中央机关和全军安全的重任。在横渡金沙江的征程中，他率领红五军团与穷追不舍的敌军展开了激战，并成功穿越了金沙江。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懋功，红五军团在董振堂和李卓然的指挥下，历经数省辗转，始终坚守在后卫阵地，不断击退敌人的进攻，最终确保了中央红军抵达陕西，并为红军各部的胜利会师做出了关键贡献。
03、领导西路军
“四方面军，亦是红军！”身处这样的气氛之中，李卓然虽未置身于那些中央会议之中，对于张国焘与党中央间的分歧一无所知，然而，他依旧坚定地、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四方面军的征途。纵使他并未得到张国焘的信赖，却因着他非凡的才华与杰出的表现，赢得了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敬仰与崇敬。
“众人共识，确保组织的高度统一和确立最高集权的集体领导，已成为当前迫切且至关重要的使命。”李卓然对任弼时关于党和军队统一问题的正确判断给予了坚定的支持。继此，他携手朱德总司令，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勾当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对于红四方面军后续的再次北上征程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1936年9月，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与张国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朱德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辩，详尽地阐明了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充分理由。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领导同志纷纷对朱德总司令的见解表示一致赞同。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张国焘在无奈之中，不得不被迫接受北进的决定。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际，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着眼于开辟西北抗日战场，并致力于打通国际战略通道，明确了先夺取宁夏，再进军甘西的战略方针。至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过黄河，向西挺进。9日，驻守河西地区的部队正式踏上西征之路。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向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发出复电，正式将河西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并任命陈昌浩、徐向前分别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
战斗不仅是勇敢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唯有勇敢与智慧兼修，方能使强敌败北。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坚定不移地传达中央军委的决策，以此激发士气，提振军心，并且亲自创作歌曲，与战士们一同高歌，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
“短短数月，西路军这支由两万勇士组成的队伍，已锐减至不足千人。”“许多昔日的战友，还在凌晨时分与我们一起浴血奋战，然而转瞬间，他们便在中午时分离我们而去。”“我们敬爱的连长和指导员的牺牲尤为悲壮，我的警卫员常挺身而出，接替他们的职责，但往往才填补了空缺不久，便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撤离至祁连山之前的黎园口战役中，连炊事员也义无反顾地拿起扁担，勇敢地加入了战斗。敌人起初误将其当作新式武器，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三月的中旬，1937年，西路军面对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陷入了困境，其剩余兵力已不足三千人。14日，这一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脱离队伍，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当前的局势。与此同时，会议决定组建一个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位同志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同志被任命为工委书记，全面负责西路军的指挥工作。
本次会议确定了西路军挺进祁连山脉的详细行军路径。面对重重危机，李卓然毅然主张部队采取集体行动，旨在规避与敌军的正面交锋，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我军实力，并在合适的时机撤退至延安。在李卓然、李先念等将领的英明指挥下，西路军余部千余人历经重重困难，成功突破马家军的围追堵截，最终退守至祁连山脉深处。
李卓然深信，部队之所以遭遇挫败，根源在于失去了党中央的英明领导。鉴于此，石窝山会议改组后，当务之急便是迅速与党中央恢复通讯联络。他与电台技术人员积极商讨，如何在汽油和电池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研制出手摇发电机。在滂沱大雨中，大家不知疲倦，埋头苦干，最终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中央的来电明确指示：“西路军必须突破祁连山，前往新疆的星星峡，党中央将派遣陈云、滕代远两位同志前来接应。”李卓然对警卫员邱正基动情地说道：“孩子们，我们漂泊流离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我们找到了可以倚靠的‘爹娘’！”
在严峻的形势与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李卓然毅然投身征程，历经重重难关抵达新疆，不仅成功维系了革命的中流砥柱，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04、任部长
1937年的岁末，李卓然重返延安。在他归来的旅途中，有人将西路军的失利归咎于他，然而，他对此指责难以承受，选择缄口不言。他所承受的负面影响，远非西路军的失败所能尽数。自李卓然从中央红军转至红四方面军任职以来，张国焘南下的风波便为其政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他曾服务于毛泽东的办公室，后晋升为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方，赢得了他的深切信任。中央派遣李卓然前往红四方面军，实乃出于“掺沙子”的策略。1935年8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合并编队，分为左右两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左路军，而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则随右路军行动。然而，1935年9月爆发的“密电”事件，导致毛泽东等领导率领右路军独立北上。张国焘则率左路军南下，另立“中央”，制造分裂，提拔了一批新干部，李卓然也因此晋升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这场风波中，李卓然与众多红军高级将领 alike 感到困惑，对局势一无所知，只能遵从命令南征。事后，众多同志纷纷证实，李卓然在张国焘南下的问题上，实际上是无辜受牵连。
“张国焘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所谓的‘中央’，……该委员会名单的制定，完全是张国焘与黄超的私下策划，其他成员对此毫无所悉。在那个夜晚的会议中，我们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即便是陈昌浩同志，对于会议的真正意图也一无所闻。”
李卓然重返延安后，接连肩负起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以及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多重要职。
前排就座者包括习仲勋、马文瑞、张邦英、张经武、李卓然等，后排站立者则有张德生、杨明轩等。此外，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贺龙亦位列其中。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卓然作为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1941年5月，中央决定把原中央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负责人，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为边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没有亲自奔赴战场，但他依然积极投身于工作中。李卓然亲自带队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柯华（建国后曾任驻英大使）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进行深入调研，通过访谈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收集大量数据，形成了长达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真实反映边区的情况。陈云阅读《固临调查》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亲自审核。
在李卓然担任西北局宣传部门领导期间，他坚定地遏制了“左”倾思想的蔓延。以1942年的“抢救运动”为教训，延安各机关均接到了明确的指令，要求依照既定标准捕捉所谓的“反革命”。即便《边区群众报》社也无法幸免，全体员工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怀疑与审查。在此过程中，一些同事被迫承认虚构的事实，企图借此逃避惩罚。然而，在这场风波中，胡绩伟、金照、谭吐三位正副主编却奇迹般地避开了劫难，报纸也一度面临被迫停刊的危机。西北局宣传部得知此情，立刻向李卓然汇报。凭借他在清除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李卓然对“抢救运动”的政策保持了高度警惕，深刻认识到这场运动绝不能对《边区群众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审慎的措施，成功保护了报社的全体人员。
那些被冠以“反革命”之名的同仁，心中燃烧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热情，他们无论是否赞同虚构的内容，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确保了《边区群众报》的顺利出版。李卓然同志更是毫不犹豫地抵制了试图以“左”倾路线接管宣传部的企图。据曾任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秘书、科长、处长的柯华回忆，当时一股极其严重的“左”倾思想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一些地区甚至将众多地主驱逐出家园，随意处置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甚至触及了中农的利益。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西北局代表李卓然对柯华的见解表示深切的赞同。他特别强调，宣传部门不应沦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势力范围，而应当由工农干部来掌舵。李卓然强调，行事务必审慎，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有效遏制了当时盛行的偏激“左”倾思潮。在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众多单位不幸波及，但在李卓然的坚强领导下，西北局宣传部成功确保了没有一名来自白区的大学生或地下党员遭受不测。
05、李卓然建后
自1949年春至1954年冬，李卓然始终担任东北局常委的关键职务，并身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及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多重要职。在任职期间，他巧妙地凝聚了众多知识分子，积极引领教学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众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设立。同时，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卓越的才华激励着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他们的潜能，使得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1954年11月，李卓然肩负着重大使命，应召入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央马列学院院长。遗憾的是，他上任不久，便不幸被确诊患有严重高血压及并发心脏病，医生们预测他的寿命可能仅剩五年。在此之前，刘少奇等杰出人物曾担任过马列学院院长一职，凯丰也因在此岗位上的卓越表现而声名鹊起，其参与遵义会议的功绩更是声名远播。面对病魔和生命的双重挑战，李卓然毅然决然地挥毫泼墨，递交了辞职申请，急切地表达了他离职的强烈愿望。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领导层与李卓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力图说服他继续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一职。邓小平向李卓然透露，马列学院将在“八大”后更名为中央高级党校，肩负起培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重任，并强调李卓然是这一职位的首选。尽管如此，李卓然依然坚守初衷，坚决要求辞职，并建议中央选拔一位既具备能力又品德高尚的干部接替他的职务。
经过深思熟虑，中央领导层最终批复了李卓然的辞职申请，并正式剥夺了他马列学院院长的职务。尽管李卓然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之职，但他已不再直接参与日常事务的处理。这一变动导致外界误以为他因病卧床或不幸离世。然而，在1965年，空政文工团话剧《女飞行员》的演出中，周恩来总理的意外莅临，与李卓然的热情握手，瞬间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在合影留念时，李卓然虽然站在后排，却特意站在一旁，以便让其他同志能更多地占据镜头。次日，这张照片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这才让公众得知李卓然依然健在。
解放初期，他接任了少奇同志的职务，担起了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的重任，此后又转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宣部的任职期间，他并未显著建树，鲜有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在“文革”那波涛汹涌的年代，得益于周总理的关照，他在中宣部那些一时权势滔天的“阎王”中，结局相对平和，即便已步入暮年，头发斑白。自延安时期以来，他一直受高血压的困扰，常戴着一顶治疗用品。解放后，家中始终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或许在他心底，一直默默向毛主席述说着西路军的故事。
在对待功名利禄的态度上，李卓然所展现出的品格尤为令人钦佩。1955年，我国正式推行工资制度，中央内部曾作出决定，拟将他评定为行政四级，其待遇与副总理相仿，并特地征询了他的意见。然而，李卓然毅然决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级别对于他而言过高，与其实际情况不符。在他的坚持之下，最终他的行政级别被调整为五级。尽管从他的资历和过往担任的职务来看，评为行政四级并不算过分，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谦让。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疑为全党树立了学习的楷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效仿。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走完了他九十载的人生旅程。中共中央以崇高的赞誉评价他：“我党初创时期的核心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历经沧桑而始终忠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一评价无疑是对他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等均亲自出席了李卓然的追悼仪式，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亦纷纷献上花圈，以表达哀思。李卓然离世后，孙毅将军特地前来，为这位老战友题写“淡泊名利、襟怀坦白”八字，这八字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李卓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