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庐山会态度转变。
作者：李亚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之地见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与会者不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涵盖了各省市区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伊始，其核心宗旨在于纠偏“左倾”思想。众多代表从各自立场出发，深刻阐述了“大跃进”期间所暴露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尽管前期纠偏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显不足，呼吁需进一步深化纠偏工作。与此同时，亦有一批与会者对过度纠偏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此举已导致干部和群众士气低落，甚至出现了向右倾斜的苗头。
通常以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讲话为分水岭，会议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会议呈现出一种“神仙会”的轻松氛围；而后期则转向了“反右倾”的态势，气氛变得一边倒。
值得关注的是，在“神仙会”期间，那些被称为“秀才”的成员——他们当时通常指的是那些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员，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普遍呈现出对前期“大跃进”的质疑态度，并对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表示支持。颇具意味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积极推动“大跃进”的某些地方领导层产生了分歧。
田家英和李井泉
自1948年开始，田家英便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办副主任等职务。他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纠纷，最终在庐山会议期间上诉至了毛泽东面前。
自1959年春季伊始，田家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赴四川进行实地调研。在为期近四个月的深入调查过程中，田家英揭露了新繁县大丰公社所声称的“高产丰产”背后的虚报产量问题。不久后，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的党内通知）发出，信中特别强调了合理密植与坚持讲真话的重要性。这两个议题在四川地区广泛存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议。然而，毛泽东的指示信却被暗中封锁，未能传达到四川省的县级以下单位。面对这一状况，田家英坚定地打破了封锁，于蹲点公社公开发布了该指示信。
因此，大丰公社在密植策略上采取的“独特做法”很快便传遍了开来。在四川省委的一次会议上，田家英因反对过度密植，与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产生了争执。经过一番讨论，省委最终作出决定，全省继续推行高度密植政策，但允许田家英负责的公社采取较为稀疏的种植方式。
抵达庐山之后，田家英向毛泽东详细禀报了公社夸大产量、虚报实情的状况，并将调查组搜集的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风及过度密植等现象的不满意见一同呈递。此番事件令李井泉心生不悦，双方因此爆发了争执。在小组会议中，田家英提及基层因压力而被迫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使得讨论无法继续进行。最终，双方争执的焦点落到了毛泽东身上，然而毛泽东并未明确判定是非曲直。
李锐和柯庆施
自1958年伊始，李锐便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兼职秘书，同时在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身兼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之职。在庐山，李锐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李锐的文章并未写出水平。”同年5月，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在上海召开，工交部门多位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协助制定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作为水利电力部的代表出席。会上，华东地区的钢铁产量指标设定为600万吨，然而李锐却直言电力供应难以保障。柯庆施对此颇为不满，尽管多方施压，李锐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后，李锐还向毛泽东上书，指出按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电力缺口将超过100亿度，认为该计划缺乏足够的余量。遗憾的是，这封信并未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庐山会议的议程中，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讨论环节中，明确指出：华东地区提出的600万吨的目标，实属过于乐观，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此番言论，显然是直接对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所提出的计划提出的质疑。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的短短数日，会议的气氛急遽转变。其间，柯庆施在午餐时分特地前来与李锐举杯共饮。李锐高声回应道：“柯老，您曾有幸见过列宁，何必与晚辈争执不休？”言罢，他转身回到餐桌，不再理会柯庆施。
陈伯达和叶飞
自1939年起，陈伯达便肩负起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之职，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要职。尽管关于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间的矛盾，记载并不多见，但从中仍可窥见一二端倪。
陈小津在其所著《我的“文革”岁月》中记载：“在‘大跃进’那段时期，陈伯达前往福建进行蹲点，自诩为‘钦差大臣’，对福建省委的工作指手画脚，随意提出诸多意见。叶飞对陈伯达的部分行为感到不满，遂予以反驳，两人由此引发争执。叶飞直言不讳地指责陈伯达的看法为‘书生之见’。陈伯达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发了叶飞，然而毛泽东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另一份关于此事的记录显示：1959年的一月和二月，陈伯达返回了自己的故乡——福建晋江地区，他在南安南厅乡的满山红大队度过了超过二十天的时光，并参与了工作组的蹲点调研。2月26日，他向中央以及毛泽东主席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传达了这一信息。信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闽南地区的土地状况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能一概而论；制定农业生产的具体计划时，应充分与群众商议并作出决策；晋江地区为了提升贫困村庄和山区的收入水平，采取了牺牲其他方面的措施来填补，存在一定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处理社员报酬问题时，应考虑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
陈伯达的报告中蕴含着诸多真知灼见，实则反映了晋江地区干部与民众的心声。这些观点对毛泽东同志持续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重要参考。信件发出不久，福建省委召开了自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六级干部大会，参会干部达1.4万人。会上，叶飞同志代表省委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重点反省了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从前后对比来看，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自我检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神仙会”期间，陈伯达先后发表了两场冗长的讲话，对“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针对福建省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批评，引发了与叶飞的激烈争执。7月23日之后的小组讨论中，陈伯达遭到了批判，而他前往福建的调查事宜亦被重新提上议程。
胡乔木和曾希圣
自1941年起，胡乔木便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庐山会议期间，他身兼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然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之间的矛盾与争执，主要集中在对于《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解读与立场分歧上。
依照既定计划，会议持续近半月，最终以一份纪要性质文件画上句号。负责文件起草的成员，起初由毛泽东选定五位：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吸纳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共同草拟《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与曾希圣曾是“大跃进”运动的先锋人物，但他们并非主要负责起草之人。
一是国民经济的某些比例失衡，二是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三是命令主义及浮夸风的盛行。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成员，也对现有文风表达了不满。在19日的讨论中，他指出安徽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共产风”的盛行。对于干部们提出的不足，他比喻为“玻璃上的一点墨迹，轻轻擦拭便消失”。至于去年的工农业比例失衡，他并不认同，强调工业和农业都实现了显著增长。他认为工业内部的些许不平衡是正常的，并且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通过实际操作获得宝贵经验的过程。
曾希圣，身为起草小组的成员，对《议定记录》所提出的批评颇具影响力。他的发言中，既为“共产风”进行辩护，又对工农业比例失衡的现象予以否认，明显指向了三个显著的不足之处。
随着彭德怀的信件已公开发布，二十日后的讨论焦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彭德怀的信件之上。因此，胡乔木与曾希圣之间的争执刚刚初露端倪，便迅速转向了新的议题。
吴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未担任毛泽东的正式秘书，但自1956年起，他频繁参与起草中央政治局文件，始终伴随在毛泽东身边，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新华社社长及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要职。据现有史料所载，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并未与地方负责人产生任何争议。然而，在会议召开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之间的矛盾已有所显现。
1958年10月下旬，吴冷西与田家英受毛泽东指示，前往河南新乡开展实地考察。11月5日，他们乘坐专列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吴冷西特别提到了修武县委书记所提出的问题。该书记对全县实行统一公有制和分配制度表示担忧，认为在灾害年可能引发饥荒，而在丰收年则可能因农产品价格低落而损害农民利益。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在讨论到部分公社实行集体住宿时，毛泽东显得十分不满，批评这种做法等同于助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误解，并强调必须禁止此类行为，以维护家庭结构。
在紧接着召开的首次郑州会议上，于11月10日，毛泽东对河南省提出四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进行了批判，认为其“马克思主义色彩过浓”。在庐山会议的讨论阶段，毛泽东对于某些地区推行的极端左倾政策，如拆散家庭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首次郑州会议上对吴芝圃同志的批评意见。
观察上述情况，吴冷西等人的汇报，成为河南省委负责人在会议中遭受批评的关键因素。吴冷西本人亦认同，他们的调查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缺乏证据显示吴冷西与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发生过争执，然而，可以合理推测，他们在“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做法上存在分歧，并将这些分歧直接呈现在毛泽东面前。
纷争的缘由
需强调的是，庐山之巅与所谓的“秀才”们引发的争执远不止于所提及的几位地方管理者，涉及的人员众多，纠纷错综复杂。尽管如此，这些冲突尤为尖锐且具有典型性。那么，我们应如何审视这一现象呢？
矛盾之生，根源在于“秀才”阶层对于“大跃进”及其纠“左”政策的见解，与部分地方领导者持有显著差异。
在“神仙会”期间，秀才们致力于深化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他们积极参与，协调步调，展现出充沛的活力，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秀才”们致力于纠正“左”倾错误的中心工作，便是草拟《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五位“秀才”均参与了起草小组，并肩负起主要职责。《议定记录》的初稿中，对“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进行了系统而尖锐的指正。自17日起，小组经过重组，将讨论重点转向了新下发的《议定记录》及彭德怀的信件。在最初的几天里，批评的锋芒主要集中在《议定记录》上，对彭德怀信件的关注相对较少。可以说，大约在20日之前，《议定记录》已成为“秀才”们与力图维护和推进“大跃进”的地方领导层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
“秀才”群体在纠“左”问题上的立场鲜明，他们不仅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胡乔木回忆称，在“神仙会”阶段，张闻天曾多次拜访他及田家英、吴冷西等人的住所，共商国是。他们对国内形势的判断颇为一致，共同主张深刻反思“大跃进”的失误，力求彻底扭转“左”倾错误。彭德怀的信件公之于众后，18日，“秀才”们私下热烈讨论信件内容，一致认为信中观点精辟，与己见解相合。面对彭德怀信件遭受非议，他们纷纷以不同形式表达支持。19日的小组会议上，胡乔木为《议定记录》进行辩护，他虽未直接提及彭德怀信件，实则暗含支持之意。次日的小组会上，李锐发言称，彭德怀的信件提出反对意见，引发深入讨论，这种敢于提出异议的精神值得肯定。当小组会上有人对彭德怀进行批评时，吴冷西三次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两股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信息交流和心灵契合。
审视某些地方的高级管理者，尤其是那些在1958年风波中立场鲜明、失误较重的地方负责人，在庐山会议前期，他们的言辞中流露出对问题严重性的轻视，甚至断言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他们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纠‘左’”措施挫伤了干部和群众士气，呼吁大家振作精神，继续推进“大跃进”。面对那些积极倡导纠“左”的“秀才”们，他们则挺身而出进行反驳。田家英分析认为，另一阵营的领导层由柯庆施、李井泉等人领军，他们组织人力对《议定记录》进行攻击，并对彭德怀的信件进行指责。在随后的批判中，有人将“秀才”群体与彭德怀相提并论，指责他们同气连枝。
争论的焦点往往汇聚在毛泽东秘书这一群体之中，这亦提示我们需关注“秀才”们所拥有的独特身份特征。
“秀才”们常伴左右，以便洞悉毛泽东的意志与动向，并借此机会向其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屡次派遣秘书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调研，以掌握一线情况。秘书们所提供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他的决策。在与其他地方负责人发生争执时，田家英、李锐、陈伯达通过书信和递交材料的方式表达己见，而吴冷西则选择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除了与毛泽东先生亲近并对其产生影响之外，“秀才”们还凭借其特殊身份，试图对会议的发展趋势施加影响。田家英曾提出建议，首先，由胡乔木在会外与各省市区的委第一书记及部委负责人进行接触，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进行自我批评。胡乔木照此办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次，胡乔木将小组会议气氛沉闷、讨论失误遭遇重重阻力的情况向杨尚昆进行了汇报，并请求他将此情况转达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胡乔木同样执行了这一任务。
“秀才”们与闻最高决策的便利和他们的积极活动，给纷争的另一方以压力。也正因为对手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更是不得不争。毛泽东点破了他们的心态。7月17日，毛泽东谈到双方的“官司”时，对“秀才”们说：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与“秀才”们形成对比，部分地方领导人亦在积极对毛泽东施加其影响。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泽东分别与大区领导人展开了深入的交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2日的会晤中，地方领导人纷纷试图对毛泽东施加影响。柯庆施、李井泉对于纠正“左”倾错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当前小组会中反对“三面红旗”的声音日益增多，部分人甚至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柯庆施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此刻迫切需要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以抵挡这股逆流，否则队伍将面临分裂的危险。“三面红旗”和“队伍散了”，这两点正是毛泽东所深切关注的，而他们的进言直击要害，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进行“反右倾”斗争。
毛态度。
经过对“秀才”群体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争执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其中扮演了最终决断者的角色。对于毛泽东而言，一方面是他身边的亲信，另一方面则是他对“大跃进”运动所倚重的重要力量。在争执的初期阶段，他并未急于作出明确表态。
“你说别人一些不好的话，别人反过来指责你，这是人之常情。适度的紧张能促使人反思，也许能发现自己某些不当之处。”
对“秀才”落败的裁决结果进行分析，一方面揭示了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问题上与部分地方负责人持有相似立场。另一方面，这也昭示了在那个时期，他对常规机构中的干部依然寄予厚望，并作为其信赖与依赖的主要力量。而在政治活动中，毛泽东身边亲近人士所释放的能量和发挥的作用，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他晚年所依赖的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