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文章简单介绍了四野副参谋长之一的陈光，其实四野还有一位副参谋长聂鹤亭。聂鹤亭早年参加革命，担任“叶挺独立团”排长，参加了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还担任过司令部参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资历很老，在开国上将中都是领先的。
土地革命时期，1930年，聂鹤亭担任红四军参谋，后再红四军担任团长和师参谋长，1932年担任红四军参谋长，后在红一军团担任作战科长，长征时期他先担任红一师参谋长，后又回一军团担任作战科长。1936年，聂鹤亭最高做到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他辅佐的基本都是元帅一级的指挥员。可以说，聂鹤亭在土地革命时期多数干参谋和司令部工作，级别很高，但缺乏一定的一线实战经验。
抗战前期，聂鹤亭和教员之间有一个小插曲，此时担任军委参谋部部长的聂鹤亭被叶挺相中去新四军任职。
叶挺因为离党十年，在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尽量想选择之前叶挺独立团的干部，据称周士第也是叶挺想要争取的干部。面对叶挺的相邀，聂鹤亭心动了，当教员想送行时，他不辞而别直接离开了延安。后来聂鹤亭也没去成新四军，只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了高级参谋。
随着抗战的进行，聂鹤亭到了晋察冀，在老上级聂帅手下担任冀中军区四分区副司令员。1939年，聂鹤亭还做到了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继续干参谋工作，辅佐聂荣臻。
解放战争，聂鹤亭去了东北，前期担任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后担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司令员，1946年6月担任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但他在司令部任职时间不长，后期去了辽吉军区和辽北军区担任司令员，也率领军区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东野改编为四野后，聂鹤亭和陈光一起担任副参谋长。
建国后，聂鹤亭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长期辅佐许光达大将，1952年被评为准兵团级，1956年1月，聂鹤亭被补授中将军衔。
笔者之所以将陈光和聂鹤亭两位将军放在一起，不仅仅建国前在四野担任同样的职务，他们两人还有其他几点很相似的方面。
第一个相似点是他们两人都是老资格将领，都属于是“双红一”嫡系。陈光参加了湘南起义，随南昌起义残部上井冈山，聂鹤亭更是参加了北伐，是叶挺独立团排长，并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然后加入红四军；
第二个相似点是他们在长征期间都是红一军团师级干部，长征都立有大功。陈光担任红二师师长，聂鹤亭除了担任红一师参谋长，还长期担任军团作战科科长，他们为红一军团作为全军的先锋立下了战功。按照这一点，他们都具备建国后被授予上将的基本条件。
第三个相似点是在解放战争他们都呈高开低走的趋势。陈光在东北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和6纵司令员，6纵是民主联军的主力纵队，是资格最老的队伍，陈光担任6纵军事主官可以说是中规中矩，随后就基本只能在后方任职，远离了一线野战部队。
聂鹤亭也是一样，在东北仅仅担任了半年的民主联军参谋长，其他时间也担任地方军区司令员，不能说职位不重要，但既没有发挥其参谋的特长，也没有带领一线野战纵队，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第四个相似点是在建国前后都犯了一定的错误。上一篇谈到陈光的文章已经提到过一些他开办训练班和对港澳情报方面的错误。
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在辽沈战役中率领6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围攻沈阳，在大兵压境的时刻，国民党新1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主动派人与聂鹤亭联系起义，结果聂鹤亭在没有请示野司的情况下就同意了许赓扬的起义，虽然后面利用该军的行动，我军成功拿下沈阳。但是聂鹤亭未经请示，就超出自己权限答应了敌军的起义，而且101认为暂53师只能算投诚，不能算起义，因此事后聂鹤亭被上级狠狠批评。
第五个相似点是都曾经为了职务或军衔的高低与上级产生了冲突。七大时，教员认为井冈山下来的干部应该发扬风格，没有将陈光放在候补委员的名单，而陈光不理解教员的良苦用心，几次发闹骚，觉得自己功劳大，因此给教员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聂鹤亭在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觉得他早期功劳大，而且在抗战期间的晋察冀担任参谋长，功劳不比杨得志和吕正操等人低，而他们都是上将，为此罗荣桓专门向聂鹤亭解释为什么他应该是中将，其实平心而论，聂鹤亭被定级为准兵团级，除了贺炳炎之外，大部分将领都是中将，而且考虑到聂鹤亭还曾经犯了错误，被授予中将是恰当的。
聂鹤亭与陈光不同的是，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陈光选择了自杀，而聂鹤亭最终向罗帅承认了错误，最终还是被补授中将。两位军事将领都有火爆的性格，在战争年代都曾英勇善战，但确实只有更加综合能力更强将领能获得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