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自延安时期起便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首席秘书。在“文革”期间，他身居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位，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1970年，他遭到了隔离审查。次年，他被送入秦城监狱服刑。直至1981年，他被认定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他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许可。陈伯达于1989年离世，享年86岁。
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之渐趋紧张的历史缘由，一直是我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陈伯达在晚年回顾往昔时，屡次提及这一话题——
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自然灾害频发，党内工作失误，苏联中断经济援助，诸多问题叠加交织。此时，国内外一些怀有敌意的势力对此幸灾乐祸，他们认为有机可乘。蒋介石指使武装人员骚扰沿海地区，中印边界战事亦告爆发。面对这一系列复杂局面，毛主席再次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毛主席对苏联的变革深感触动，进而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不稳定的隐患，甚至面临倒退的风险。……我们并不回避自身所犯的错误，党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纠正这些错误。然而，若回想起那些年众多公共汽车车顶上悬挂着大气包的画面，便能深刻体会到赫鲁晓夫撕毁合同、中断石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
苏联的变革引发了毛主席的深思。他洞察到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少数蜕化变质的分子。这些人滥用职权，追求特殊待遇，对下属施加压迫，对上级则进行欺骗和拉拢。毛主席认为，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将其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并坚信他们最终会走向资本主义。因此，他决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该名称最初源于河北省保定地区，意指清理账目、清查仓库、整顿财务、明晰工分。随后，中央政府采纳了王任重的建议，将其更名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此次“四清”运动的宗旨在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四清”运动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前十条”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彭真同志负责执笔，其中诸多关键段落均出自毛主席之笔。“后十条”则更多地体现了少奇同志的指导思路，田家英同志承担了起草工作。我遵照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参与了对这两份文件的讨论与修订。
当时，刘少奇同志及中央的其他同仁均一致赞同推行“四清”运动。通过参与蹲点工作，中央及国家机关的众多同志纷纷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亲密接触，切实了解了农村基层的诸多实情。
“倘若他不愿自行下到农村，那么军队也将奉命将他送去。”虽是气话，却也反映出毛主席对此事的严肃态度。
我与周扬同志进行了交流，随后亦与天津市的同事们商讨，希望能够为周扬同志安排一处离市区不远的地域。天津市的同事们便精心挑选了小站作为安置之地。周扬同志入住后，我特地前往探望。当时，他暂居于一位支部书记的宅邸。我向他提出了建议，认为若能选择居住在普通农民家中，便于群众反映问题。这一变动果然引发了广泛的群众反响，大家纷纷揭露了那位支部书记的问题。
天津市委员会所撰写的有关小站“四清”运动的报告，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转发，刘少奇同志对其进行了批示，毛泽东主席也曾予以好评。然而，目前小站的“四清”运动已被全面否定。对此，我尚无法完全释怀。从报纸上得知，那位被平反的干部声称自己曾遭受国民党特务陈伯达的迫害，并已集体对她进行了赔偿，目前尚欠款四千余元。在那个时代，四千多元绝非一笔小数目，特别是在当时通货膨胀程度远不及现今的情况下。她身为一个农村支部书记，并未参与劳动，如此巨额资金从何而来？
称我为国民党特务，实乃一件蹊跷之事。众所周知，特务活动通常是有组织的，但为何无人询问我与何人有所联络？况且，特务理应肩负使命，难道我的使命竟是撰写《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这种无稽之谈，只会令国民党自身陷入尴尬。
少奇同志坚定地认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然而，他与毛主席在看待问题的主要矛盾焦点上存在差异：少奇同志倾向于认为问题根源在于基层，在广大民众之中；而毛主席则认为是高层，特别是党内的权力核心。历史上，他们之间已有数次意见不合，此时，两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剧。
谈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历史长河中的分歧，晚年的陈伯达曾如此评述——
刘少奇同志与毛主席的首次分歧，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他致信续范亭先生。（昔日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后投身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于1947年不幸病故，逝世后追认其为共产党员。）一封亲笔信。续范亭将之呈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信笺上批注数语，明确表示了他对刘少奇观点的不认同。
抗战胜利之际，在处理与国民党和谈事宜上，毛主席与刘少奇同志间的看法存在分歧，知晓此情者寥寥。1949年，少奇同志在天津发表讲话，1951年针对山西省农业合作社所作的批示，均引起了毛主席的批评之词。然而，彼时的分歧仅是党内同志间常见的交流与讨论，毛主席并未将其视为重大问题。
总体而言，毛主席对刘少奇依旧深信不疑。因此，解放后高岗借少奇的天津发言之机对其进行攻击，声称少奇未履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彼时毛主席力挺刘少奇，明确反对高岗的指责。
自然，高岗的言论或许亦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嗣后，当毛主席与少奇同志间的矛盾再度浮现时，毛主席便将过往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反思。
针对毛主席1962年提及的右倾问题，陈伯达在晚年回忆道——
“我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样的局面呢？”（详参本号《史林落叶（06）——“七千人大会”现分歧》）
另一议题涉及包产到户的实施。1961年，安徽省曾尝试由曾希圣同志主导推行此制度，遗憾的是，那次尝试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至1962年，陈云同志在听取一位江苏同乡的建议后，认同了包产到户的可行性。这位同乡以其杰出的劳动模范身份闻名，名叫陈永康。
一日，田家英莅临我的住所，告知陈云的观点已与少奇、小平两位同志沟通，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他向我叮嘱：“你无需多言，我将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然而，当我陪同他向毛主席汇报后，却得知毛主席并未采纳此议。毛主席随即指示我立即着手草拟一份旨在巩固集体经济、推动农业发展的决定。此事发生在1962年的盛夏时节。
关于毛主席1970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他是在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晚年陈伯达这样说——
在那次中央会议中，一日，毛主席起立发言，言辞尚未展开数句，刘少奇便迫不及待地插话。寥寥数语即可，然而少奇却未等毛主席讲毕，便自顾自地继续阐述。毛主席因而未能再次发言。翌日会议召开，毛主席手持党章，指出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在党内会议中享有发言的权利。与会者一听此言，便知毛主席是在指责刘少奇剥夺了他的发言机会。
对于有人感到困惑，觉得即便在普通机构，如果一把手的讲话被二把手中途打断，未能完整表达，这也会被视为不寻常的情况。刘少奇为何会这样做？难道他忘记了讲话的是毛主席吗？到了晚年，陈伯达表示——
我亦深感困惑，按常理而言，此类情况本不应发生。然而，在毛、刘两位领导发生冲突后的一个夜晚，毛主席紧急召见我，命我草拟一份文件。他口述内容，我匆忙记录，随后他又对文本进行了数轮修改。最终，这份文件在经过中央的讨论与修改后得以通过，即著名的“二十三条”。
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 避免事情发展。我与列席会议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
为了弥合毛主席与少奇同志间的分歧，我曾不遗余力地尝试多次，此事毛主席与周总理均心知肚明。及至毛主席在批评少奇同志时，提及我在二者之间有所投机，实则是指我努力调和他们关系的努力。身处这两位伟人之间，我的处境颇为艰难。对于毛主席最终作出的决定，我唯有遵从。秘书的角色，无论古今中外，皆不能擅自作主。
曾有一次，少奇同志提及他处秘书短缺，我随口便提，愿意担任他的秘书。那不过是脱口而出的一句。然而，“文革”期间，江青却屡次以此事为柄，对我进行攻击，诬称我宁愿为刘少奇效力，而不愿继续为毛主席服务。
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是有过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对我也并不满意,经常批评我“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可是连外国人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助手,我怎么可能自己离开主席呢？……我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总是要服从毛主席的意见,这是大局。在这点上,我没有过多的想法。”